前沿拓展：拔牙后 先安活動牙 再安種植牙
接續(xù)前文《“苗之為苗”之六：“神道設教”，明清利用道教文化重塑苗族精神世界》。
苗族是中國古老而的民族，但在歷史不斷遷徙，由優(yōu)良平原地區(qū)遷到邊遠山谷地區(qū)，始終處于被統(tǒng)治、被壓迫地位。當苗族不堪忍受殘酷統(tǒng)治時，多次發(fā)生苗民起義，沖擊的統(tǒng)治秩序。因此，歷朝歷代都以“防苗、治苗”為統(tǒng)治政策，除了所謂“教化”之類的軟手段，更有軍事鎮(zhèn)壓的硬手段。
歷史上，未進入管理體系的苗人被稱為“生苗”，這些人主要生活在兩個區(qū)域：今湖南、重慶、貴州三省（市）交界的“紅苗”區(qū)，貴州都勻以東（今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為主）的“黑苗”區(qū)。
選自清代《苗蕃圖》
臘爾山在今鳳凰縣西北，距縣治42.5公里，主峰海拔1117米，疆域廣闊，且地勢險要。這里是苗人腹地，歷史上幾乎每一次苗民起義都從這里開始。今湖南省懷化市境內重要的沅水支流有巫水（雄溪）、渠水（滿溪）、酉水（酉溪）、?水（潕溪）、辰水（辰溪）等，古稱“武陵五溪”，是被武陵、雪峰兩大山系阻隔而形成的相對獨立的自然帶。這里居住有31個少數(shù)民族，歷史上是中國南方重要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武陵五溪和今湖南、貴州、重慶三省（市）交界的“紅苗”地區(qū)自唐宋以后逐步形成。這里“紅苗”以臘爾山脈為中心居住，故又稱“臘爾山苗”。
武陵山區(qū)
史志載“紅苗”自明初開始即被稱為“生苗”。明末清初臘爾山地區(qū)“生苗”大概有15萬人。臘爾山西通黔貴，北連川鄂，三省苗民常聚此舉事，明清兩朝開辟苗疆，經(jīng)常在此打仗。臘爾山周圍布滿了哨卡碉樓及關墻等，朝廷對這一地區(qū)重點封鎖。
宣德六年（1431年），“鎮(zhèn)筸（湖南鳳凰縣南）苗（當?shù)孛缑癖皇≈腥私凶鳌版?zhèn)筸苗子”，自明朝始以驍勇善戰(zhàn)聞名，清朝曾參與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龍三、白大蟲、黃志虎等糾結貴苗為叛。都督肖綬，直搗池河（今鳳凰縣境）扎營，掩殺圍困，苗種幾絕”。肖綬率漢兵十二萬，“直搗苗巢，掩殺過半”。這是明朝對造反的苗民赤裸裸地軍事鎮(zhèn)壓。之后，肖綬圍繞湘西“苗疆”，筑灣溪（今乾州鎮(zhèn)地）等二十四堡，并留官兵七千八百有余常年駐防。自此，明朝對“臘爾山苗”形成包圍之勢，實行軍事封鎖和碉堡戰(zhàn)術。
臘爾山風光
嘉靖中，龍許保領導湘、黔苗民以臘爾山為中心造反。明朝總督萬鏜、張岳先后調集川、黔、楚三省十余萬兵力“進剿”。明朝歷時十五年鎮(zhèn)壓了起義。之后，明朝廢灣溪等堡，設立五寨、永安、清溪等哨及鎮(zhèn)溪千戶所（今鳳凰、吉首、麻陽三縣市地）,“各哨以土兵仡蠻數(shù)百人，復招募打手數(shù)十人戍守”，進一步強化了對湘西“苗疆”的軍事“鉗制”。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明朝從鳳凰西南部的王會營，經(jīng)五寨司、覃子坪司和鎮(zhèn)溪所沿邊到乾州東北的喜鵲營一帶大修“邊墻”。這道“邊墻”將以臘爾山為中心的“生苗”與“熟苗”、漢人隔離開來。
除了鎮(zhèn)壓之外，明朝還大搞土司制度，以“熟苗”制“生苗”?！懊鞔了局兀w借以防苗也”。所謂土司，是中國古代一類官職的統(tǒng)稱，通常是西北、西南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部族頭目任職，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土司“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統(tǒng)其兵、世襲其職、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
明朝在“生苗”的周邊地帶設置大小土司鉗制“生苗”。臘爾山地區(qū)周邊設有保靖宣慰司、永順宣慰司、銅仁長官司等。這些土司對“生苗”區(qū)的具體職責有：
一是“擔承”，即朝廷責成有關土司負責綏靖“生苗”，一旦這一地區(qū)出事，則由負有“擔承”責任的土司處置。史載“土司有擔承苗疆之責。辰州西南一帶，苗有鎮(zhèn)、筸之分，恃強負固，已非一日，朝廷兵威在所不懼，惟畏永、保土兵。故令永順司擔承鎮(zhèn)苗，保靖司擔承筸苗。如鎮(zhèn)苗大肆焚劫，責成永順司贖取，筸苗則責成保靖司逮問?！?/span>
二是“貼防”。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均下設“撫苗”舍把、土目，帶領一定數(shù)量的土兵，長期駐扎“生苗”區(qū)沿邊的險要營哨，就地彈壓鄰近苗寨。永順司“貼防”永安哨（今鳳凰縣西）,又置舍把等“貼防”強虎哨（今鳳凰縣東）。保靖司的舍把、土目則分守洞口、覃子二哨（今鳳凰縣東北）。
三是“助剿”。當發(fā)生大規(guī)模苗民起義時，朝廷派官軍鎮(zhèn)壓，各土司聽從征調率土兵“助剿”。
一些土司倚仗權勢對當?shù)孛缑襁M行剝削，引起苗民強烈不滿。有些土司甚至“以窩苗為利藪”，““窩苗誘叛”,與苗民里應外合趁機漁利。明朝為此在“生苗”地區(qū)周邊廣置衛(wèi)所，開屯戍守，利用衛(wèi)所來控制土司，并加強對苗民的彈壓。
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朝軍隊進入“生苗”區(qū)腹地，置崇山衛(wèi)（今花垣縣地）,以楊仲名為指揮僉事，“督將士屯田”。后又置鎮(zhèn)溪千戶所，并一直沿襲至康熙五年（1666年）才廢除。清朝初延續(xù)了明朝的土司制度，后為加強統(tǒng)一，大力推行了“改土歸流”，這是后話。
明朝還大力搞移民戍邊，讓很多漢族人進入“生苗”之地生活。明朝在滇黔交界處共設有二衛(wèi)、一御、七所，十六千戶所，駐軍約17920戶，凡89600丁口。洪武二十二年(1387年)，沐英一次“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萬人入滇”，主要安排在今姚安、鶴慶等地。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駐軍和移民的初衷不完全是為防御“生苗”，更重要的是防范蒙古各部卷土重來。有明一代，蒙古軍隊多次襲擊滇西北地區(qū)?！兜嵯怠贰笆侣浴陛d，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西韃虜寇臨西”?！绊^虜”是當時漢人對蒙古人的稱呼。漢人屯邊是十分重要的抗擊蒙古人的舉措，影響深遠。
明朝湖廣地圖
明朝初年，云貴大部分地方仍為元朝殘余勢力控制，待掃清中原與北元勢力后，明朝著手經(jīng)營西南邊疆地區(qū)。朱元璋意識到貴州“襟川帶粵，枕楚距滇”的重要戰(zhàn)略地位，確定了“先安貴州，后取云南”的戰(zhàn)略方針。明朝政府通過大規(guī)模移民使得大量中原漢族人遷徙貴州。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在貴州設立貴州衛(wèi)（治今貴陽）和永寧衛(wèi)（治今四川敘永），均隸四川都司，與成都衛(wèi)和武昌衛(wèi)形成犄角之勢。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任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分別為左、右副將軍，率兵三十萬，兵分兩路往征云南。僅半年時間，即平定云南及貴州境內的元朝殘余勢力。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設立貴州都指揮使司，建立了貴州歷史上第一個省級軍事機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衛(wèi)所，在今貴州設二十四衛(wèi)、二直隸千戶所，分屬貴州都司和湖廣都司。
貴州都司領十八衛(wèi)、二千戶所，即貴州衛(wèi)、永甯衛(wèi)、普定衛(wèi)、平越衛(wèi)、烏撒衛(wèi)、普安衛(wèi)、層臺衛(wèi)、赤水衛(wèi)、威清衛(wèi)、興隆衛(wèi)、新添衛(wèi)、清平衛(wèi)、平壩衛(wèi)、安莊衛(wèi)、龍里衛(wèi)、安南衛(wèi)、都勻衛(wèi)、畢節(jié)衛(wèi)、黃平和普市千戶所。湖廣都司領六衛(wèi)，即鎮(zhèn)遠衛(wèi)、平溪衛(wèi)、清浪衛(wèi)、偏橋衛(wèi)、銅鼓衛(wèi)、五開衛(wèi)。
以貴陽為中心，貴陽以西的為“上六衛(wèi)”，即威清衛(wèi)、平壩衛(wèi)、普定衛(wèi)、安莊衛(wèi)、安南衛(wèi)、普安衛(wèi)；貴陽以東的為“下六衛(wèi)”，即龍里衛(wèi)、新添衛(wèi)、平越衛(wèi)、清平衛(wèi)、興隆衛(wèi)、都勻衛(wèi)；貴陽西北一線的為“西四衛(wèi)”，即烏撒衛(wèi)、畢節(jié)衛(wèi)、赤水衛(wèi)、永寧衛(wèi)；湖廣都司所屬六衛(wèi)，因地處貴州東部邊緣，所以稱為“邊六衛(wèi)”。
選自清代《苗蕃圖》
洪武后，歷代政府又對貴州的衛(wèi)所有所調整，將千戶所增至24個。據(jù)嘉靖《貴州通志·兵防》卷四和嘉靖《貴州通志·戶口》卷三，明初駐扎在貴州各衛(wèi)的軍人編制為159928人，實際丁口為261851人。按明制，一人在軍，必須全家同往，若無妻室，予以婚配，估計駐防貴州的軍戶約有百余萬人。明代規(guī)定，本籍軍戶一般不在本地衛(wèi)所從軍，所以這百余萬人都是從外地遷入貴州的，大多來自江西、湖廣、安徽、江蘇、四川等省。
為解決軍人及家屬的軍餉和溫飽問題，朱元璋仿照唐代府兵制，“立民兵萬戶府，寓兵于農(nóng)”，下令獎勵屯田墾荒，要求“天下衛(wèi)所州縣軍民皆事墾辟”，在衛(wèi)所實行軍屯制度，兵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據(jù)嘉靖《貴州通志》載：“貴州布政司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萬八千六百五十九畝七分五厘三分五壞，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六栳，陸地通共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七畝四分六厘一毫?！蓖褪谋考捌浼覍倩旧隙挤植荚隗A道干線周邊。
明正德以后政治腐敗，屯田多為內監(jiān)、軍官占奪，衛(wèi)所制度逐漸廢馳，軍戶大量逃散。據(jù)萬歷《貴州通志》載，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查存貴州都司，比原額減少了12933戶、77268丁口。明代對軍戶管理嚴格，凡列入軍籍，父子相承，不得脫籍，如有脫籍的逃戶，必須抓捕回衛(wèi)，予以重懲，“凡軍、匠、灶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于原籍勾補”。這些逃軍只好潛入深山老林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有些與當?shù)厣贁?shù)民族結婚成家，成為“漢父夷母”或者“夷父漢母”。未逃散者仍世代屯種，久而久之，遂成土著，如今安順、平壩、鎮(zhèn)寧、長順一帶尚居住有二十余萬當時屯戍此地軍士的后裔，他們自稱“屯堡人”，仍保留明代語言、服飾、婚嫁、喪葬等習俗，與后來遷入貴州的漢族及當?shù)孛褡宀煌?/span>
洪武六年（1373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爾上疏：“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敝煸安杉{了這一建議，開始了明代邊疆民屯，就是“移民就寬鄉(xiāng)”，由組織稠密地區(qū)（狹鄉(xiāng)）農(nóng)民向地廣人稀的邊疆地區(qū)（寬鄉(xiāng)）流動，解決江南、川湖等地區(qū)人多地少的矛盾，增加開發(fā)邊疆地區(qū)勞動人口數(shù)量，終達到“以夏變夷”，鞏固西南邊疆。這就是“調北填南”、“調湖廣填貴州”。
明朝貴州地圖
此外各級官府組織“招徠游民”或“以罪徙實之”，給移民發(fā)耕牛、種子、農(nóng)具，給予政治優(yōu)待，耕種三年后才開始納稅。民屯導致大量外地移民遷入貴州，據(jù)嘉靖《貴州通志》統(tǒng)計，嘉靖時，貴州布政司所屬各府、州、縣，民戶已達56684戶，250420丁口，數(shù)量僅次于軍屯。
由于貴州衛(wèi)所駐軍人數(shù)太多，軍屯和民屯解決不了糧食問題。明初，采取招募各地商人運送糧食來貴州換取鹽引，或者由商人招募農(nóng)民于貴州開荒，將所產(chǎn)糧食交給各衛(wèi)所作為軍糧，各衛(wèi)所按所收糧食的數(shù)量向糧商發(fā)放相應鹽引，商人憑借鹽引在產(chǎn)鹽地區(qū)換取食鹽銷售獲利。政府利用“鹽引開中”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四川、湖廣、云南以及江淮地區(qū)的商人來到貴州經(jīng)商，由是商屯大興。
貴州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也吸引大量商人前來開采，嘉靖《思南府志》載：“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賈輻輳，人多殷富?！便~仁、錦屏的金銀礦富足，當?shù)赜袨踅憷乃辖煌?，故黔東北地區(qū)成為各地客商匯集之地，商業(yè)發(fā)達。這些商人中的一部分在貴州定居下來。
貴州設省之后，在改土歸流的基礎上不斷擴大流官統(tǒng)治的范圍，朝廷每年都要派遣大量官吏前往任職。按明代職官制度，明代實行異地任官，“洪武間，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這些流官主要來自四川、浙江、江西、湖廣、江蘇、福建六省，這批人也構成了一個流動的移民群體。在這些流官中，有些人因忤逆當朝權貴或得罪上官而被貶謫到貴州，或隨父貶謫貴州而后占籍本地。這個群體中不乏人物，如王陽明、鄒元標、張翀等。這些貶官中，有些終身沒有機會離開貴州，有些官員退休后定居貴州，這些人和其后代均成為移民。
如乾隆《貴州通志》載：“孔文，圣裔，洪武初以知府戍貴州。卒，子孫遂家焉?！薄敖疰?zhèn)貴，江南人。以木商采辦木料至貴州，會水西苗叛，鎮(zhèn)貴盡輸商錢助軍需有功，歷升至總兵。致仕，遂家于開州?！薄皬埐?，諸城人。洪武間舉賢良方正，知潼關縣。以鯁直不阿謫安順州吏目，遂家焉?！?/span>
隨著移民不斷增多，外來人口比重日益增大，有些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漢多夷少”的情況，思南府知府洪價說：“入我皇明永樂以來，始革去宣慰氏而設郡立學，于是土著之民無幾而四方流寓者多矣?！薄端寄细竞笮颉芳尉浮端寄细尽份d：“府舊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以來，芟荑殆盡。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陜西、江西為多。陜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與里之長是也，多巨族，負地望，頗以富足夸詐相高。江西皆商賈宦游之裔，多讀書，樂仕進，亦漸超于浮薄?！备鞯匾泼襁M入貴州，仍保留了中原主流文化。
明朝對待“生苗”的政策基調就是“防苗、治苗”。所謂“防苗”就是軍事鎮(zhèn)壓和封鎖，使“生苗”局限于部分地區(qū)生活，同時采用土司制度以夷制夷。所謂“治苗”就是大力推進移民屯田，改變當?shù)厝嗣窠Y構，傳入中原文化教化當?shù)厣贁?shù)民族，將一批批“生苗”轉化為“熟苗”，接受管理。
相較于世界各地殖民主義者大量屠殺乃至屠盡殖民地土著人民，然后移民占據(jù)土著人民土地的做法來，明朝和后世的清朝都可以稱為文明開拓。在這種開拓中，明清統(tǒng)治者都允許苗族等少數(shù)民族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文化，沒有使少數(shù)民族產(chǎn)生文化壓迫感，大多數(shù)少數(shù)民族自覺自愿接受漢化，所以至今中國的民族矛盾遠不如西方突出，民族問題也比較容易解決。正是在與中原移民共同生活和勞動的基礎上，苗族社會才不斷進步，生產(chǎn)力水平不斷提高。
明朝漢族移民改變了貴州的人口構成成分。在明朝以前，進入貴州的漢族人很少，有些漢族移民進入貴州以后被逐漸“夷化”，成為新的少數(shù)民族，漢族文化對當?shù)厝嗣裼绊戄^少。明代中后期以來，貴州的漢族人口逐漸增多，漢族移民對貴州的影響日益增加，甚至左右當?shù)卣瘟α俊?/span>《明實錄·穆宗實錄》載：“其貴竹長官司所轄，皆流寓子孫。”郭子章《萬歷黔記·輿圖》載：貴州宣慰司“本司隸籍人民，多來自中州”，新添衛(wèi)“附郭舊人，遷自中州”。大量中原與江南的漢族移民紛紛涌入貴州，漢族移民沿著交通主干道逐漸滲透到邊遠山區(qū)，有些地方漢族人口甚至占據(jù)主導地位，出現(xiàn)了漢多夷少的情況。
明代前期，貴州地廣人稀，耕作技術落后，除相對平坦的壩子被開墾為農(nóng)田以外，廣大山區(qū)仍處于“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tài)。正德年間，王陽明貶謫貴州時，寫《謫居糧絕請學于農(nóng)將田南山詠言寄懷》：“山荒聊可田，錢镈還易辦。夷俗多火耕，仿習亦頗便?！睋?jù)史書載，貴州雖然很早已經(jīng)養(yǎng)牛，但并不用于耕田，而是把它作為財富象征，或作為婚姻聘禮，或用作祭祀犧牲?！都尉纲F州通志·風俗》載，苗人“耕不挽犁，以錢镈發(fā)土，耨而不耘”。自漢族移民將先進的牛耕技術傳入以后，牛耕技術在貴州漸次推廣，這是巨大的生產(chǎn)力進步。明末徐宏祖來到貴州時，在《徐霞客游記·西南游日記七·貴州》中記道：從貴陽青崖西北行“兩山夾中，夾底平洼，犁而為田”；普安老鴉關西南，“墜壑下盤，丘垤縱橫，皆犁為田”。說明至明末時，貴州所屬的中洼之地、平曠之區(qū)均已“犁而為田”，水田的開墾已由平壩向坡地擴展，凡有水源之地，盡量開成水田。在缺乏水源、坡度較大的山地，便開墾為土田，種植玉米、小麥、豆類等經(jīng)濟作物。貴州糧食產(chǎn)量大增，能夠養(yǎng)活的人口越來越多。
漢族移民大多來自江南、兩湖、四川、陜西等文化發(fā)達地區(qū)，這些地區(qū)的人們自古就有讀書習禮習慣。明朝政府為滿足他們及子孫后代的文化教育和科舉入仕需求，又想通過他們帶動少數(shù)民族學習儒家文化，達到用夏變夷的目的，于是不遺余力地在貴州推行儒學教育。同時以學校為中心，包括詩詞、醫(yī)藥、歷算、蠶桑、農(nóng)書等在內的漢文化隨之興起，人們紛紛按照中原模式進一步開發(fā)貴州。土司子弟接受漢文化洗禮后，政治上不斷向流官靠攏，為后來大面積的改土歸流奠定了思想基礎。
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長期處于土司統(tǒng)治之下，經(jīng)濟文化水平原始落后。如都勻府都勻司：“其地近于爛土，春陽多瘴。夷性狡猾，不通漢語，率皆草衣木食。出入負刀弩，好斗殺，重財輕命。男女無別。死則殺牛祭鬼，集其種類，擊鼓唱歌而樂?！豹毶街葚S寧司仲家：“不通漢語，借貸結繩為記。科頭跣足，籠雞貿(mào)易，架樓而居。飲食多不潔，器用與犬豕同。婚姻用牛馬，有喪擊銅鼓舉哀?！辨?zhèn)寧州的少數(shù)民族甚至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隨著漢族移民大量遷入和儒學教育的興起，當?shù)仫L俗習慣為之一變。據(jù)《嘉靖貴州通志》載：“陽明王守仁寓貴時，村村興社學，處處有書聲”；貴州布政司宣慰司“文教丕振，風氣和平，禮樂文物與中州諸大藩等，王化大行”；宣慰司“洪邊宋家其始亦中州裔，久居邊徼，衣冠俗尚少同華人，男女有別，授受不親，其于親長亦知孝友”；貴竹司“風俗淳厚，率多尚禮，以耕為樂，不喜華靡，尤重于婚喪，有中州遺風”；青山司花仡佬“衣服語言頗有易其習，亦風教之所漸也”；思州府“夷民丕變，頗精儒業(yè)”；思南府“漸被華風，飲食言語，素所服習。椎髻之俗，悍勁之性，靡然變易矣”；婺川縣“漸知讀書”；朗溪司峒人“近來服飾亦頗近于漢矣”；黎平府“衣冠習尚，一同華風”；新添衛(wèi)“皆讀書尚禮，亦知慈孝友恭之善焉”。興隆衛(wèi)“成化間，經(jīng)歷李文祥左遷于此，革去淫祀，遏絕浮屠。后郡人布政周瑛崇用朱氏家禮，冠婚喪祭，悉舉行之，觀感之余，多仿”。平壩衛(wèi)楊義司“其民皆苗、佬、仲家，性兇狠，好斗輕死，不知禮義。邇來漸知服役官府，衣服、言語稍如華人矣”。
選自清代《苗蕃圖》
中原移民的到來和儒學的傳播，大量改變了貴州少數(shù)民族原始的風俗習慣。到明末時，漢文化已經(jīng)在貴州大部分地區(qū)占據(jù)主導地位，這就是苗族能夠不斷接受先進漢文化的歷史背景。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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